国家出版局 中宣部


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

1980年4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中宣部

出版工作是宣传和科学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出版社的工作，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特制订本条例。

一、出版社的方针任务
（一）出版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
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著译力量从事创作、编著和翻译，出版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图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二）不同性质的出版社，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围。专业出版社应出版有关本专业的图书。

二、图书的质量与数量
（三）出版社出书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密切注意社会效果，力求把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贡献给读者。各类图书都要从思想内容、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文字表达以及装帧设计、校对、印装等方面努力提高质量，坚决反对粗制滥造、片面追求品种数量、追求利润的倾向。
（四）出版社要积极支持学术上有创见、艺术上有创新、勇于探索、发挥独创精神的著作和作品，鼓励和组织出版不同论点的学术著作和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艺创作。
（五）出版社应该注意抓重点书，要力争每年多出几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图书，包括人民群众喜爱的通俗读物，逐步积累本出版社的保留书目。
（六）书籍与报刊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书籍要求内容比较稳定，可供读者长期使用。报刊上的材料，可为出版社组稿和编辑工作所利用，根据需要有时也可以认真地选择汇编出版专集，但不能随意剪贴、拼凑成书。
（七）图书的品种和印数，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权衡各类图书的性质、内容而定。在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保证最需要的图书得以出版。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增加新书的品种但不要机械地要求新书品种逐年按比例增长。各类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品种可以多一些，印数可以少一些。初版新书一般印数不要过多，应该在发行过程中经过读者的选择，根据实际需要情况重印或修订再版。某些不宜大量发行的图书，应注意严格控制印数。出版社既要优先安排新书的出版，也要有计划地安排再版书。

三、出书规划与计划
（八）制定出书规划和计划，是加强出版工作的目的性、计划性，调动著译界的积极因素和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措施。
出版社根据自己的任务和条件，应对某些方面、某些重要门类的图书或者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成套图书，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有一个长远规划。有些门类的图书，不是一个出版社的力量可以完成的，可以协同几个有关出版社共同进行在统一的规划下，分工实现。
出版社要制定年度出书计划，包括新书计划和重印书计划。年度出书计划要努力做到有较大的可靠性，应包括必须完成而又有把握完成的重点书品种，以及完成重点书的措施。
出版社编制规划和计划，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切实估计主客观各方面的条件。除认真了解读者的实际需要和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外，应该注意同学术研究机关、有关单位和著译者充分交换意见，同时还应该征求发行部门的意见。
各出版社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应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核，并报国家出版局备查。
（九）有关出版社应该经常交换约稿情况和出书计划，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出版社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协作。有些偏僻门类或边缘学科有价值而应该出版的专门著作，有关出版社应尽可能予以考虑，使这些书稿得到出版的机会。

四、作者工作
（十）出版社要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各学派、各流派、各方面的著译者，积极发现和认真培养新生力量，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专业和业余作者，老作家和新作者，都要热情相待，书稿取舍应一视同仁。要加强同作者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可能条件下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并且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改善自己的工作。
（十一）出版社应该主动地加强同各科学文艺团体、大专院校、研究机关、业务单位的协作关系，了解他们的研究、写作计划，征求他们对出书规划和计划的意见，争取参与必要的会议和学术活动，掌握学术界、文艺界的动态和各方面作者的基本情况。某些丛书、某些重点书稿和需要相当人力才能完成的重要读物，可以通过有关领导部门组织著译力量或组织编委会进行工作。
（十二）出版社要保障著译者的正当权益。出版社在接受书稿时，一般应同著译者经过协商，订立书面的出版合同，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应共同严格遵守。
（十三）凡采用的书稿出版时，作者、编著者、译者以及集体编著书稿的主编或执笔者都应署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装帧设计也可以署名。

五、编辑工作
（十四）编辑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中心环节，保证做好编辑工作，是实现出书计划、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关键。
对书稿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艺术）质量作出基本评价，决定是否采用，一般应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复审和终审。不同的书稿，可采取不同的审读方法。某些重要的书稿可以由比较多的人审读、讨论决定。某些书稿，则可以按照具体情况省去一些工序。各级审查都应有书面意见。
对决定采用的书稿，责任编辑要认真做好编辑加工整理工作，如有违背国家现行法律和政策或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问题，以及其他内容上、论点上的疏漏缺陷，应向作者提出意见，或同作者磋商修改。属于学术思想、论点、考证以及风格的差异和是非，不能强求作者修改。某些书籍，特别是中外文化遗产，应尽可能有序言或出版说明。撰写现代人著作的序言和出版说明，涉及对作者本人和作品的评价时，应征求作者意见。
在编辑工作中要发扬民主，鼓励编辑人员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同时应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凡总编辑或总编辑办公会议不能决定的问题，要及时向有关上级机关请示。
（十五）出版社可以根据需要，聘请社外的专家担任顾问或特约编审，或某些书籍的编委会成员，依靠他们编审部分书稿或解决审稿工作中的疑难问题。社外人员编审稿件，可按具体情况付给报酬。
（十六）出版社编辑出版部门应关心所出图书的发行效果和读者意见，及时提出重印和再版书的计划。图书重印前，应由责任编辑加以检查，并征询作者、译者有无修改意见。
（十七）出版社编辑部门要建立和健全书稿档案制度。每一书稿都应有完整的档案，其中包括从组稿起直到出版时止的全部有关文件，以及重要的读者反映和评论、检查质量记录、修订样本等完整的原始资料。图书的图版、纸型，应有专人妥为保管。
（十八）出版社要有专门机构负责图书资料工作，积累和熟悉资料，为编辑工作服务。

六、印校工作和发行工作
（十九）出版社要同印刷部门、发行部门经过协商，订立合同，搞好协作关系。要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同印刷、发行部门经常联系，共同研究提高印刷质量和改进发行工作的办法，讨论和解决相互之间工作中的问题。
（二十）出版社应该和印刷厂通力合作，在保证书籍质量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措施，逐步缩短出书周期。应该按照不同书稿的具体情况，规定恰当的出书过程（从发排到出版）期限。出版社发排书稿要加强计划性，要努力做到齐、清、定（原稿及附件齐全，书写清楚，应是定稿），在清样上不作较大的改动。
（二十一）校对工作应对原稿负责，消灭一切排字上的错误。发现原稿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规定的校次，不要任意减少。
（二十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应针对书稿的性质，考虑社会效果、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发行方式。绝大多数图书，应该公开发行；有些图书不宜公开发行，为研究工作和专业人员需要者，可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在特定对象中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发行。
出版社应该关心并协助书店做好发行工作。有条件的出版社经与发行部门协商后可以自办邮购业务、自设门市部，作为书店发行工作的补充。
（二十三）停售图书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出版社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或经检查认为某种图书需要作停售处理时，应该提出理由和处理办法，报请上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国家出版局直属出版社报国家出版局；中央各专业出版社报所属部、委；地方出版社报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
各出版社停售图书，均应报国家出版局备案。停售的图书，出版社应保留少量样本备查，其图版、纸型，应妥为保存，非经批准，不得销毁。

七、图书的宣传、评介工作
（二十四）出版社应加强图书的宣传、评介工作。除经常编印各种图书目录以及刊登新书广告外，要积极开展书评工作。出版社应该把组织书评工作定为经常性的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协同和促进学术机关、文艺团体、高等院校和报刊开展书评的撰写和组织工作。要提倡和鼓励编辑人员撰写书评。
出版社要建立同读者联系的制度，采用座谈会、访问以及到书店卖书等方式，经常了解读者对书籍的反映和要求。要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工作。
（二十五）出版社应建立图书质量检查制度。每年应有一次图书质量的全面检查，作为总结工作、积累经验、提高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质量检查之后，应当由总编辑对全社职工作具体的分析报告，并针对检查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每年应在质量检查的基础上，将本年度新书中质量好的或者较好的有重版价值的书籍，编印出有内容提要的图书选目，并报送上级领导机关和国家出版局。
出版社还可以举办图书质量展览，评选优秀图书，对提高质量有贡献的有关人员（包括编辑、装帧设计、校对、出版等人员）给予奖励。

八、经营管理和后勤工作
（二十六）出版社要根据科学文化事业的特点，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既要按照出版工作的任务和规律，努力为繁荣科学文化作出贡献，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认真执行经济核算，编制财务计划，遵守财政纪律，节约使用资金，节约经费开支，减少事故损失，力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出版社要有一位副社长主管经营管理工作，定期向全社职工报告经营管理情况。对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或防止重大事故的人员，应该给予奖励。对严重失职的人员，则应给予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处分。
（二十七）出版社应该注意节约纸张，除合理地规定书籍的印数外，要恰当地设计排版规格。对其他各种物资材料也要加强管理，防止积压浪费。
（二十八）出版社应该有适合于图书生产特点的成本核算制度，通过成本管理不断降低出版物的成本。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应当全面地核算经济状况。个别出版社由于非经营上的原因造成亏损的，应作出亏损计划，报上级领导机关批准。
（二十九）出版社要切实抓好后勤工作，后勤工作要树立为编辑出版工作服务的观念。要表彰和奖励热心为编辑工作服务的后勤人员。

九、干部工作
（三十）出版社必须努力提高干部的思想和业务水平，积极发现、培养、选拔各方面的人才。培养干部要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对于编辑人员，除了要求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具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编辑出版业务知识、语法知识和专业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提倡编辑人员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刻苦钻研业务，出色地做好编辑工作，努力争取成为既有广博知识又对某一学科有比较专门研究的人才。
（三十一）出版社应注意组织编辑人员讨论书稿和编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总结编辑工作中的具体经验。要鼓励编辑人员积极参加同他们的业务有关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学术活动，从事学术研究。编辑人员业余创作、写稿、译书，应予支持。对担任编辑工作年限较久而又有条件深入研究或进行创作的干部，可在日常业务工作允许的条件下，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调查研究、创作时间。对青年编辑，应该鼓励他们加强基本训练，提高基础知识，掌握编辑工作各方面的本领。可以有针对性地举办学习班、不定期的讲座以及送高等院校进修等办法，有计划地培养青年编辑。还应提倡在自愿结合的原则下，有经验的老编辑用带徒弟的办法，帮助青年编辑提高业务能力。
（三十二）出版社应该保证编辑人员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编辑业务工作。每周从事编辑业务的时间不要少于5／6。
（三十三）出版社要实行干部考核制度，认真做好编辑人员的职称评定和晋升工作。要注意选拔思想好、精通编辑业务的干部，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

十、党的领导
（三十四）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出版工作的根本保证。出版社应该健全党的领导核心，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完成各项任务；讨论和审定出书的规划和计划以及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全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习；培养和挑选领导骨干和编辑出版人才。
（三十五）出版社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分工负责制。
（三十六）出版社的重大问题，应经过党委讨论作出决定。在社长和总编辑的领导下，定期召开社务会议、总编辑办公会议，讨论工作；还要定期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出版社有关重大问题，让党和非党干部充分发表意见。
（三十七）出版社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钻研业务、努力工作等方面起模范作用。要以身作则，在全体工作人员中，树立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大公无私、讲究效率、勇于负责的作风。要表彰熟悉编辑工作，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做出显著成绩的党政工作干部。
（三十八）出版社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思想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编辑出版、后勤等各项工作中去，保证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十九）出版社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仅应该经常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而且还应该关心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对年老、体弱、多病等有特殊情况的干部，应该给予必要的照顾。要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团结全体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做好出版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十）本条例适用于全国出版社。各出版社可根据本条例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细则。


我国目前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经验。然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反映，自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为杜绝违法减刑，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减少监管工作难度。笔者认为，查找减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一剂好的药方。
一、减刑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案件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个别案件材料不全
由于案件数量过多，为减少减刑工作中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几个相关的业务庭均制作了合议笔录、结案报告、审批表等制式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办案进度。但是，有些案件的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如没有记录呈请减刑的罪犯是否在一线劳作、法院改变监狱意见的理由、上一次减刑的时间等与减刑有关的重要内容；有的合议笔录简单到只记载承办人的减刑意见，对于承办人提出减刑的理由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同意或不同意承办人意见的根据只字不提，甚至连合议庭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也未能体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案卷本身无法反映出案件审理工作的全貌。有的减刑案件合议笔录的字迹很难辨认，对于审判员发表的是什么意见，不能一目了然看出来，要靠推敲和猜想；也有个别案件，因工作疏忽，案件材料不全，存在没有呈批表，该由庭长审批的庭长没有签字，案件做撤卷处理而合议笔录却未反映等现象。
（二）个别案件的减刑超过地方法规的减刑幅度
通过调研发现，存在减刑案件呈报减刑的意见明显超过了地方法规有关减刑幅度的规定，而承办法院均按照监狱意见予以减刑，与地方法规存在冲突。并且地方法规本身存在自相矛盾性，既不利于实际操作，也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
有些案件，未能准确适用地方法规中关于剩余刑的规定。
（三）根据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于余刑在两年以下的罪犯，具有突出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一次减去余刑，但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这样做，既符合减刑工作的总体精神，又有利于减轻罪犯羁押场所的压力。但是有的法院对于减刑条件的理解过于机械，对服刑时间较长监狱报减余刑的罪犯，特别是余刑仅剩几个月的罪犯，没有裁定减去余刑，而是留下尾巴，没有给监管部门缓解压力，忽视了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四）现行刑法对于减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各自的细则、实施意见、通知等。各不相同，实质是在地方上，正是这些地方法规真正起着决定作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全国统一的法律，也是比较原则。为了确实使减刑制度得以有效正确统一地实施，实践部门亟待全国统一的，可行的实施细则制定、颁行。
（五）减刑审批权和适用程序受到质疑
“了解情况的无权做决定，不了解情况的有决定权”这是实际工作者对减刑工作由监狱负责监管改造，却只有申报权，而法院基本不掌握实际情况，却规定细则、比例、有减刑审批权的一句总结语。罪犯服刑监狱对无期徒刑的减刑建议，在报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同意后，才提请相应的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六）被减刑人员在减刑以后的监督和制约脱节
减刑之后尚有余刑者，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减刑之后没有余刑，出狱后，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情况，亦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收监执行。
（七）把减刑办成“轮流坐庄”制
部分监狱通行也将减刑承报办成“轮流坐庄”，是因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但地方法规人为限制了减刑比例，对够条件但又在比例之外的罪犯，只好排队减刑，违背了减刑本质，导致罪犯产生错误的想法与认识，严重降低减刑的质量。
（八）地方法规人为规定减刑比例普遍和突出，比如20%或30%，严重阻挠了刑法关于减刑的立法精神的实施。
九）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存在监狱向人民法院交裁定书成本费，法院要求监狱承担裁定书打印费用的情况。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与我国司法经费的财政保障体制不相符合。
（十）申诉与减刑问题，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与减刑问题
刑法规定减刑条件为悔改表现，而申诉是法律赋予罪犯对有罪判决不服时请求重新审判的权利。罪犯申诉表明其不认罪不服法，但对申诉的罪犯不予减刑，违背保护罪犯基本权利的原则。
监外执行与保外就医的罪犯是否适用减刑，也是争议问题。
二、解决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对策
减刑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工作开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监狱部门的工作，而且还涉及到我国执行制度的法制建设问题；不仅关系到现实的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刑罚目的的实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减刑工作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迫切需要在理论研究、立法的司法各个环节加以科学化和规范化。
（一）应本着现代刑事政策重视行刑、注重刑罚效益、刑罚公正和罪犯回归社会的精神的趋向，从整体上摒弃人为规定的减刑率，依法适用减刑。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立法原意，建立合法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罪犯健康回归社会，促进刑事司法工作向科学化、国际化的水平发展。
（二）在执行新刑法对罪犯适用减刑的规定的工作中，应在征求全国各省建议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立法、细化《最高法院〈关于减刑规定〉》，应快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的、符合立法精神的统一的减刑实施细则，积极落实对罪犯的减刑工作，消除司法不统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根据调查，从被减刑者与刑满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的情况来分析，近几年已获减刑的罪犯的重新犯罪率，低于刑满释放人民的重新犯罪率，因此法院、监狱以及监管部门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以偏概全，因担心极个别人可能出问题而影响整个工作的正常进行。解放思想，在严格执法基础上，应当充分发挥减刑的作用。
（四）加强减刑的个别化处遇。对在改造中有重大立功表现，属老弱病残范围内，丧失再危害社会能力等的，应考虑特殊情况，本着立法精神，适当放宽考虑办理减刑。对其放宽期限和程序等变通性适用法律系统明确规制。
对未成年犯罪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认罪服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与学习，完成一定劳动任务的，即可以视为确有悔罪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对罪行严重的罪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的减刑，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决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五）取消对减刑率的地方规定。有的地方法院明确规定减刑的比率，如规定减刑的比例为20%—30%。对此，应当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应规定减刑的具体数量或比例，限制减刑的依法落实，抛弃“行刑人治”的负面影响。
（六）对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应当坚持刑罚个别化的观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在新时期暴力犯罪猛增、监狱在押犯爆满的严峻形势下，如果坚持片面的或绝对化的观点，不仅对罪犯的改造效果、罪犯对现行法律的认识，还是对于监狱的监管改造以及安全工作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根据现代刑事政策，法律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并非出于报应，目的在于矫治罪犯，使其回归社会，以达到特殊预防目的。既然已经确认被减刑者确有悔改，释放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以无期徒刑为例，从法理上讲，既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刑人就应当被终身监禁；然而在实践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绝少有实际执行终身监禁的，一般都被减刑。如此规定当前所倡导的积极采用减刑及其它非监禁刑，有效促使被判刑人悔过自新、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符合。
对于罪犯减刑应考虑规定适当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若干原则和标准，划定相应的期限，如三至六年，或六到九年，或者就是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作为减刑的考验期。我国假释考验期、国外减刑考验期的规定都可以借鉴。
（七）建议增加规定，对于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对此，在办理罪犯减刑工作中，具体操作时不需要事先征求被减刑者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但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对被减刑者在减刑考验期进行帮教和监管工作，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综合考虑，不能以公安机关能否监督作为减刑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会严重影响减刑的办理，也会束缚监狱管理机关的手脚。在客观上公安机关一票否决制，干涉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因此，在办理减刑案件的过程中，不必事先征求公安机关意见，但要明确其监督帮教职责。
（八）加强对被减刑者的监督。对于罪犯在减刑考验期内是否再对社会产生危害，不仅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担保，应有担保人进行担保，将监督和帮教工作落实到人，一旦失控，担保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担保人的连带责任，促使落实减刑期间的监督工作。
（九）迫切需要建立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存在割裂和混乱的现象，导致衔接和协调不力，而且，对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干警和司法助理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对减刑的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督考察。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考察期间监督官和罪犯的权利义务。此外 ，应当根据预防犯罪和罪犯回归社会的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
（十）法院及执法部门领导应改变观念，多领会法律的立法原意、精神本质，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思想；同时了解个案具体情形，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第一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行观念、执行水准决定执行结果能否忠实立法精神、并且能否符合法律的范围内，适度灵活。
（十一）改革减刑审批权。刑法第79条，刑事诉讼法第221条均规定，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关于减刑的书面材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很少主动去监狱实地了解待减刑罪犯的具体情况。
这种程序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法院所作的裁定主要根据监狱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这种“书面审”大都没有了解和结合罪犯在监狱的实际表现及具体情况。影响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和监督措施的落实；第二，法院与监狱部门之间配合的脱节直接影响减刑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改造质量和罪犯人权的保障；第三，地方法院内部也存在一些限制规定，例如规定一定的减刑率，限制了减刑的适用，使真正得到改造、确有悔罪表现、减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无法通过减刑而很好地回归社会；第四，有些法院不仅怕减刑后出现问题担责任，而且有的法院未将办理减刑案件的数量计入每年办案的工作量，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对减刑案件的态度处于消极态度。
对此，监狱行使减刑权并未对法院独立审判权构成侵权；赋予监狱减刑权，有利于程序简化，强化监狱监管职能，有效激励罪犯改造；国外许多国家规定监狱具有减刑权值得借鉴。
鉴于目前减刑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建议借鉴国外做法，改革我国现行减刑审批权。具体在司法部门内设立减刑审批机构，机构人员由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代表、律师、有关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
（十二）严格依法办案，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监狱法第30条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但是，在实践中减刑案件的办理往往久拖不决。
减刑的及时性是发挥减刑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严格执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减刑亦是如此，迟到的正义即非义。价值、公正与效率并重。减刑建议审核期间罪犯的思想高度关注人民法院裁定的结果，如果超过法定裁定期限，不仅会给罪犯本人思想情绪带来波动，同时会影响多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国家行刑司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不符合法律规范。
对此，必须严格人民法院审批减刑案件的期限，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十三）减刑确定后，裁定书应当即时送达。送达前，发现减刑的事实有出入或者罪犯有违纪、犯罪行为，可能影响减刑的，应当暂停宣告，进行复议。
（十四）改革减刑案件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应当公开进行，改变目前法院书面审理的模式。
公开审理减刑案件不仅有利于正确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在深层次上促进刑罚目的实现。2000年1月28日，河南省开封市中级别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公开审理了3起减刑、假释案件。河南省一监近千名在押人员旁听了此次审理。这是该法院首次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适用公开开庭的形式。据该院副院长平艳明介绍，过去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均采用由执行机关呈报，法院进行书面审理的模式。由于透明度不高，社会上流传许多关于减刑、假释裁定有失公正的说法，这说明旧的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天工作的需要。这一事例说明，对减刑案件进行公开审理不仅可以消除社会误解，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而且还可以保障公正执法，排除外来干忧。同时，公开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形式。
（十五）完善减刑的撤消制度，保证减刑质量。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于减刑的适用规定较多，但对于减刑撤消的程序、被减刑者的诉讼权利尚缺乏具体的规定。这既是减刑制度的一个缺陷，也不利于罪犯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