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更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自本人从事法律职业以来，对国家侵权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一直便有些大惑不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关于国家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自然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广大法律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人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会碰到当事人请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些许问题，故此连缀属文，可谓有感而发。另外，本人更是希望通过拙作能够就教于大家并一道探究一下国家侵权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下面本文就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释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什么？
对自然人而言，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其造成侵权损害后果，我们都可将损害后果分为直接物质利益的损失（物质财产的毁损灭失或失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丧失或被不当剥夺正常情况下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损失（本人或亲属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和精神极度痛苦、忍受心灵上的折磨）等三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对被侵权对象造成的精神类疾病应属于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而不是纯粹精神方面的损害；当然，失去生命、健康、财产、人身自由或人格、名誉受损与精神上遭受痛苦或忍受折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精神上的痛苦毕竟是一种加重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且完全可以独立开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损害后果。所以，针对此三种类型的损害后果所应采取的赔偿或救济措施也应当是三种表现形式，即对直接物质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钱方式赔偿）、对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的赔偿（生命无法恢复，只能对其亲属进行精神抚慰；健康可一定程度上进行再恢复，以康复治疗费的形式出现，无法恢复的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已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再恢复，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对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矫正或抚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精神抚慰，以给付一定数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形式予以安抚已遭受的心灵痛苦或创伤）。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明白：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通过给付一定数量金钱的形式对被侵权对象所实际遭受到且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抚慰。

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古老文明历史所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看，似乎国家（古时又称“天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相当的社会公益性质，要不人们怎么会对古代的“三皇五帝”时刻怀念且赞不绝口呢？“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留下了先人们永远的丰碑。史书上曾赞称（非原文）：大禹为治水，常年辛苦在外，衣服已破烂不堪，小腿上都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是后来的子孙们却未能效仿先人们的贤德和公益之心，完全将天下看作是私人的产业且贪婪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得到它，还不惜弄到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如今，人们终于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国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共同缔结的社会契约”等。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或认可这种理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在的国家多为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而非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表述：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善行”，国家惩治“恶行”是为了更好的彰显其“善性”。所以，从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上讲，国家侵害其公民权益而不承担责任是违反其“善性”的，国家应当对其侵权行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责任），否则，国家存在便失去了其作为“善行”而存在的道义基础。

三、国家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既然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不可能是免费的，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它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国家机关设立和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国家直接投入到公益性事业的费用等，以上所有成本支出最终都是以税费的形式“取之于民”的（就连公民向法院提起解决个人纠纷的诉讼都是需要个人再交纳一份“诉讼费用”的），是以财政分配的形式花费出去的。既然已投入了税费成本，那么在国家花费了上述税费成本后，它的产出或效益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的产出或效益就是国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有效服务体现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全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尊重等，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社会风气不正、法治环境不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个人自由或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的服务。另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通过其“代理人”（即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来提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强制性，因为社会公众或单位是不可以任意选择替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家提供服务的性质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的服务，那么它的公民就有权利期待得到相应的、有一定质量水准的服务，而且当这种服务存在瑕疵或导致公民权利受损时，公民还有要求改善服务质量并有要求给予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相比孰为弱势？
国家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发挥和实现其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级或各类别的职能机关、可以拥有军队和警察、可以制定法律或政策、可以进行国际间的交往、可以向社会征税、还可以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公民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对各类特殊社会事件进行紧急处理等。国家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无法享有的，是最高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虽然在民事或经济上，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私权利主体与普通公民或社会单位进行等价有偿的平等交易，但是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显然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果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的权利（包括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不给予赔偿的话，那么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是强者，也是最终裁判者，是否给予赔偿，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自觉。但是如果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行为要求比自己弱势的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对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它自己的侵权行为至少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古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假如国家要求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自己竟然不承担的话显然是于理于情欠通的。因为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者而言，不管对其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来自于一般社会公民或单位，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

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对其做到精确量化就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从而拒绝对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现实世界的许多事情是必须要求在模糊状态下来进行处理的，就连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都存在“测不准原理”，何况是在人类的思想或精神领域呢？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



司法部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司法行政干部队伍，促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公务员培训规定（试行）》和《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围绕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以提高司法行政能力为核心，努力造就高素质的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和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第三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贯彻服务大局、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注重能力，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科学管理、竞争择优，改革创新、务求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本级党委、政府组织（人事）部门的指导下，认真履行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职责。

第五条 司法行政干部应当服从组织调训，遵守培训规定，按要求完成学习培训任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支持干部参加培训，为干部学习培训创造条件。

司法行政干部在参加组织选派的脱产教育培训期间，其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与在岗人员相同。

第二章 组织管理和工作机制

第六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归口负责、分类实施。

第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负责规划、指导、组织、管理教育培训工作。业务部门在政工部门指导下，组织实施主管业务范围内干部的教育培训。

第八条 司法部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履行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规划、制度规范、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职能，组织实施省（区、市）司法厅（局）和监狱局、劳教（戒毒）局领导班子成员及本系统其他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

第九条 省（区、市）司法厅（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实施市（地、州、盟）司法局、县（市、区、旗）司法局、监狱、劳教（戒毒）所及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教育培训；根据形势任务需要，组织对其他干部的教育培训。

第十条 省（区、市）监狱局、劳教（戒毒）局在司法厅（局）指导下，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的教育培训。监狱、劳教（戒毒）所负责组织实施本监狱、劳教（戒毒）场所警察的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司法局重点做好司法所等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具体培训职责由省（区、市）司法厅（局）根据实际作出规定。

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的指导下，承担培训任务，负责教学培训、学员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实行培训计划申报备案管理制度。司法行政业务部门每年初应当将本部门干部年度培训计划报政工部门审核，政工部门汇总后制定年度干部培训计划，经党委（党组）会议或行政首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实施。

司法行政机关年度培训计划，应当报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备案。

监狱局、劳教（戒毒）局和行业协会的年度培训计划及其执行情况应当报本级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备案。

第三章 对象及种类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是司法行政系统全体干部，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包括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警衔晋升培训和其他培训。

第十六条 初任培训是对新录用干部进行的培训。除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的初任培训外，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新录用干部开展司法行政业务培训，重点提高其适应司法行政工作的能力。初任培训应当在试用期内完成，总时间不少于12天。没有参加初任培训或者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新录用干部，不得任职定级。

第十七条 任职培训是对晋升领导职务干部进行的培训，按照新任职务的要求，重点提高其胜任领导工作的能力。任职培训应当在干部任职前或任职后一年内进行。没有参加任职培训或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及时补训。

第十八条 专门业务培训是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干部进行的培训，重点提高干部从事专项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门业务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专门业务工作。

第十九条 在职培训是对全体干部进行的以更新知识、提高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重点提高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在职培训的内容、时间和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际确定。在职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第二十条 警衔晋升培训是对首次授予警衔、晋升警衔的监狱劳教人民警察进行的培训，重点增强警察责任心、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提高指挥和管理能力。警衔晋升培训，应当在授予、晋升警衔前进行。首次授予警衔、警司晋升警督、警督晋升警监，培训时间不少于30天，其他衔级晋升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新录用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首授警衔培训，可以与初任培训合并进行，时间不少于40天。没有参加警衔晋升培训或者培训考试、考核不合格的，不得授予或者晋升警衔。

第二十一条 加强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司法行政干部的培训，特别是双语培训。司法部定期举办司法行政系统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

第二十二条 司法行政系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5年应当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或者司法部、省（区、市）司法厅（局）政治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以上的培训。其他干部参加脱产教育培训的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确定，一般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

有条件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实行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学分制。

第四章 内容与方式

第二十三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应当坚持把政治理论培训放在首位，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岗位技能、文化素养、职业道德等为基本内容，综合运用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脱产培训与在职自学、境内培训与境外培训相结合等方式，促进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第二十四条 建立以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不断完善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党性教育体系。

第二十五条 根据履行监狱、劳教（戒毒）、社区矫正工作职责的需要，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应当重点加强掌握运用法律政策、舆论宣传、信息化实战应用、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置、岗位技能、警容风纪和警体技能等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和教育矫治水平。

第二十六条 根据履行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考试等工作职责的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应当重点加强公共管理学、领导科学、社会学和司法行政基本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二十七条 根据基层工作实际，县（市、区、旗）司法局、司法所等基层干部应当重点加强司法行政各项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执行政策、服务群众、依法办事、社会管理等能力。

第二十八条 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负责制定干部脱产培训计划，选调干部参加培训。干部所在单位按计划完成调训任务。

第二十九条 推行干部自主选学。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组织、人事部门的要求，组织干部参加自主选学。

第三十条 开展经常性岗位练兵。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司法行政干部的职业特点，建立岗位练兵长效机制，实现培训岗位化、练兵经常化，强化实战、实务技能训练，提高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第三十一条 倡导干部在职自学。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鼓励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学历学位教育和其他学习培训，并从时间、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

第三十二条 加强和改进境外培训。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境外培训有关政策规定开展境外培训，加强管理，务求实效。司法行政干部境外培训的审批、管理等规定，由司法部根据中央精神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创新培训方式方法，鼓励按岗位分类培训，推广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教学，倡导异地培训、挂职培训、分段式培训，探索跨地区、跨部门、跨学校的合作培训模式，提高培训质量。

推广网络培训、远程教育、电化教育，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网络。

第五章 教育培训机构、师资、教材和经费保障

第三十四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作用,有效利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等优质培训资源,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竞争有序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网络。

第三十五条 省（区、市）司法厅（局）应当按照少而精、突出特色的原则，推行教育培训机构优化整合，提升其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并依托本系统教育培训机构建立省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第三十六条 鼓励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与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等院校开展联合办学,鼓励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之间加强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第三十七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原则，建设高素质的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

第三十八条 实行专职教师职务聘任和竞争上岗制度，通过考核、奖惩和教育培训，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选聘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业务骨干和优秀基层干部担任兼职教师，并探索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司法部和省（区、市）司法厅（局）应当定期开展优秀培训师资评选，建立全国和省级师资库，实现优秀师资资源共享。

第三十九条 加强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者队伍建设,注重培训,促进交流,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第四十条 司法部组织编写、审定全国司法行政干部业务培训教材和大纲。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培训机构可以依据大纲，组织教材编写和课程开发。

第四十一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应当单独立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争取逐步提高，保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第六章 考核评估与监督

第四十二条 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评价机制。干部参加学习培训期间，由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委托或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考核并作出鉴定。考核内容包括干部的学习态度和表现、掌握运用理论和知识、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等情况。

第四十三条 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登记管理制度。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应当及时将干部学习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如实记入干部信息库，并将重要培训情况纳入干部人事档案。

第四十四条 完善干部学习培训激励约束机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干部的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考核、任职考察的重要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将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作为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提拔担任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应当达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的培训时间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要求的，须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仍未完成的应当延长试用期。

第四十五条 建立干部教育培训质量评估机制。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应当会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制定教学质量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作为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组织学员对培训项目、课程设置、师资水平、教学管理等进行评价，根据评价情况改进工作，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十六条 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得以干部教育培训名义组织境内外公费旅游，不得违反规定收取培训费用，滥发培训证书。对违反规定的，视情责令其限期整改或责令停止培训；情节严重的，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

第四十七条 干部所在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政工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

第四十八条 干部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或在参加教育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