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延边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延州政办发〔2004〕1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各委局室：
　　《延边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业经州人民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二月十日



延边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保障行政行为的正确行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水平，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发布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措施和做出行政决定，必须做到主体合法、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行政行为违法的，应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四条　行政机关必须建立、完善、规范和公开岗位目标责任制、限时办理制和办事公开制等各项内部行政管理制度。
　　岗位目标责任制，是指严格定员定岗定职责，科学、合理地确定岗位工作目标和管理办法，保证内部分工合作有序进行。
　　限时办理制，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根据轻重缓急，合法、合理确定行政管理事项及其各个环节的具体办理时限，保证行政管理工作高效进行。
　　公开办事制度，是指明确和公开办事依据、办事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条件、办事时限、办事结果和办事纪律，增强权力运作透明
度，方便行政管理相对人办事。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州属国家行政机关、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管理职责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工作人员。
　　第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七条　实施行政许可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受理、许可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以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的，受理不开具受理回执或不予受理、许可不告知理由的；
　　（二）申请资料不全，未一次清楚告知补充事项，或首问未清楚告知申请具体要求的；
　　（三）非法设立有偿咨询程序的；
　　（四）无规定依据实施许可的；不依照规定程序，或非法设立许可程序实施许可的；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的；
　　（五）未在规定或承诺时限内完成许可事项或告知办文结果并发文的；
　　（六）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许可费用的；
　　（七）违法委托中介机构、下属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的；违法准许中介机构或其他组织从事许可代理活动的；
　　（八）不公开许可结果的；
　　（九）对涉及不同部门的许可，不及时主动协调，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本部门许可事项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的；
　　（十）其他违反许可工作规定，贻误许可工作或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前款所称许可，是指依法规定应予批准、核准、登记及其他性质相同或近似的行政行为。
　　第八条　实施行政征收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征收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征收的；
　　（二）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增加或设立征收项目，擅自改变征收标准的；
　　（三）未按法定范围、时限实施征收的；
　　（四）截留、私分或擅自开支征收款的；
　　（五）实施征收不开具合法收据或不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的；
　　（六）不出示征收资格、许可证实施征收的；
　　（七）被征收单位或个人对征收有异议时，不告知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八）其他违反征收规定的行为。
　　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事项。
　　第九条　实施行政检查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检查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检查的；
　　（二）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对象实施检查的；
　　（三）不出示行政检查告知单和有效资格证件实施检查的；
　　（四）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检查的；
　　（五）不按法定权限或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六）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七）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八）违反规定损害被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十条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执法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设立处罚种类或改变处罚标准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
　　（五）使用、丢失或损毁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六）违反有关规定，给公民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七）应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八）玩忽职守，对应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九）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以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十）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
　　（十一）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一条　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违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滞留等强制措施的；
　　（四）违反法定程序或超越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五）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
　　第十二条　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
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而不予受理的；
　　（二）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未做出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徇私舞弊或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第十三条　在处理行政内部事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来文、来电、来函未按规定签收、登记、审核、提出拟办意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报送领导批办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交办工作的；
　　（三）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拖延不办的；
　　（四）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说明、不请示、不移送，置之不理的；
　　（五）公文办理中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部门协商或协商未取得一致意见，未报请上级领导或上级机关裁决，擅做决定的；
　　（六）未严格执行保密和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泄密、损毁或丢失的；
　　（七）对外发文，未严格核对文种、文号、格式、文字及印章，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
　　（八）未经领导审定对外发文的；
　　（九）未按规定时限对外发文的；
　　（十）未按规定使用公章的；
　　（十一）其他违反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贻误行政内部事务管理工作的。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直接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发现而没有发现，或发现未予以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做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九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做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领导指令、干预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指令、干预的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集体研究、认定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决策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持错误意见的人负重要领导责任，持正确意见的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二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经过听证做出的决定，批准人同意听证主持人的错误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听证主持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不采纳听证主持人的正确建议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四条　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复议机关负责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两人以上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过错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四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一）责令做出书面检查；
　　（二）通报批评；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扣发奖金；
　　（五）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
　　（六）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使用。
　　第二十七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和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严重、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给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影响重大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单独给予或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三）、（四）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单独给予或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二）、（三）、（四）项行政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于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下行政纪律处分，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　（五）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下行政纪律处分，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项行政处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或行政记过纪律处分，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项行政处理。
　　第三十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撤职或行政开除纪律处分，给予行政撤职纪律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项行政处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降级以上纪律处分，未给予行政开除纪律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四）、（五）项行政处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行政记大过以上纪律处分，未给予行政开除纪律处分的，合并给予本办法第二十六条（三）、（四）、（五）项行政处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和行政处分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追究过错责任人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从重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以追究的行政过错情形的；
　　（二）干扰、阻碍、不配合对其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四）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徇私舞弊行为及收受当事人财物、接受当事人宴请、参加当事人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活动的。
　　第三十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可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理解错误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行政过错情形的。



第五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和程序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应设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纪检、监察、法制、人事等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决定是否对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
　　（二）审议调查或审理报告；
　　（三）做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七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的办事机构应当由纪检、监察、法制部门工作人员组成。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投诉、检举和控告；
　　（二）调查行政过错行为；
　　（三）草拟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八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行为实行回避制度。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成员及其办事机构工作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实行回避。
　　第三十九条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调查，以确定具体行政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制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部分撤销发回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复议，上级机关变更原处理决定，或撤销发回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调查处理的；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六）上级机关要求调查追究的。
　　第四十条　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检举、控告，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应在7日内审查结束，并决定是否受理。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的，应告知不受理理由。
　　第四十一条　决定进行调查的案件，应在15个工作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延长15个工作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不受理决定不服，或认为不便向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提出投诉、检举、控告的，可向监察机关提出。监察机关收到投诉、检举、控告后，应责成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及时处理或者直接受理。对行政首长的投诉、检举、控告，应由同级监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直接办理的案件，涉及行政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有明确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的，应告知投诉人、检举人和控告人。
　　第四十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申诉处理决定应在30日内做出。
　　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五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做出的处理决定，依照人事管理权限，应报送同级监察机关及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及其副职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行政机关内设部门领导及其副职人
员；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十八条　州属各级行政机关应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制订本单位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具体实施办法。已制定的，应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予以修改并继续执行。本办法未作具体规定的，各单位可根据业务实际予以补充和完善。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由州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论无权处分

刘武波


摘 要：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其之所以倍受争议，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但更多是由于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模糊以及无权处分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复杂所导致。作者在本文中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然后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深入阐述了无权处分的效力以及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的竞合及适用。
关键词： 无权处分 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被认为是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有学者根据这一规定抽象出无权处分的定义：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1）该定义是否确切，以及极其复杂并被称为“法学上之精灵（2）”的无权处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的界定
“无权处分”一词的中心是“处分”，“无权”只是相对于“有权”而言，作为修饰补充之用。“处分”是民法学上的概念，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其语义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之处分和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是指将某物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损毁的行为，如拆除建筑物、将铁矿石炼成铁等。法律上之处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对财产进行处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上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行为，一般表现为单独行为或契约。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权利发生得失变更的法律行为，含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两种。狭义的无权处分，仅指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一词中“处分”之含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依据法律体系的不同加以具体分析。
民法法典化之前的法律以罗马法最为典型，其对后世之立法影响也最大。在罗马法时代，法律还没有抽象出法律行为的概念，更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虽然有实际意义上的无权处分于民事交往中存在，但是罗马法奉行“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转给其它人（3）”的原则，即使有无权处分发生，所有权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直接要求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第三人返还其财产。所以罗马法中无权处分的内涵和法律关系都非常简单，完全以保护所有权人为中心，并不属于现代的无权处分的范畴。
自从德国学者发明了法律行为概念并创制了物权行为理论之后，无权处分的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立法及理论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尽相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物权行为理论由德国学者萨维尼于19世纪创立。他以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它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的支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导致所有权转移的“物的”契约。在这种观点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只引起当事人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处分行为得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之效果。既然二者法律效果有不同，故其生效要件亦有差异：为负担行为之人不必有处分权，但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之标的物，则须有处分权，而处分权原则上属于标的物所有人。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吸纳了萨氏的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使德国成为以物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处分行为成为被民法典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依德国判例学者的一致见解，《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之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处分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责任时，为有效”中所称的无权利人之处分行为，系指“处分行为”而言，负担行为不包括在内。（4）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有产关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经由王泽鉴先生多次“拔乱反正”（5），台湾地区学者对“无权处分”中所称之处分应理解为“处分行为”已无异议。
所以，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为标的物根据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行为。
（二）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需其它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这种模式下不存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别的理论，立法及理论均认为“一个法律行为，除非有特别情形，即可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之双重效果。”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的债权行为使其负担了交付标的物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双重义务。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成了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结果，因而物权变动之效力与其债权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法国民法典》是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该法典第711条、第938条、第1583第以及第1703第都是债权意思主义的具体体现。《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上与《法国民法典》近似，其第176第规定“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虽然学者对“意思表示”之含义有一定争议，但大都按照法国进行债权意思主义解释。由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系于当事人债权意思，因此，就物权变动而言，与“处分行为”意义相当的，就是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本身构成无权处分。
（三）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
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出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整，导致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激烈讨论却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笔者认为，物权变动模式决定着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首先应确立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已经接受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别的原则”，应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来理解合同法第51条。（6）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不曾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在将来物权立法中应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7）王轶博士以以往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为考察切入点，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方面进行论证，证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律传统来讲，我们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8）笔者亦持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观点。
债权形式主义是一种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原则上要求以登记行为或交付行为作为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表征，但并不承认所谓的物权合意的存在，认为债权合同就是所有权转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由于不承认有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的存在，因而在解释论上，对“无权处分”的理解应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同。即无权处分的内涵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定义，认为无权处分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9）因此与本文所界定的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完全相符。
既然已经确认我国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并对该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本文下面的论述都将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展开。
二、无权处分的外延——《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
什么情况下可适用《合同法》第51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界也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无权处分至少包括四种情况：“其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其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其三，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其四，所有权受到法律限制，所有人仍非法处分该财产。（10）也有学者认为，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不属于无权处分。（11）
笔者认为，要对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定性，首先应注意区分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共有人擅自以其他共有人或全体共有人的名义处分共有物的，属无权代理行为，并应根据买受人的状况判断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在法律适用上按《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处理。若共有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处分共有物，则应定性为无权处分。
主张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没有对其观点进行具体论证，笔者无法找到依据。但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二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共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有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之分。按份共有是共有人按一定份额享有所有权，每个共有人有权处分自己的份额，无权处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是共有人共同享有财产所有权，包括处分权能。按份共有人处分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人没有进行共同处分，如果不是无权处分，自然就是有权处分，其处分权从何而来呢？
第二、主张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认为：“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曾经将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与无权处分一并规定，而其后的草案将其删去，说明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认为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12）这一说法极不具说服力。如果说合同法草案第三稿将擅自处分共有物和无权处分一并规定，恰好可说明立法者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就像《合同法》第48条规定的无权代理和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一样，分别调整两个相似但不相同的法律关系。颁布实施的《合同法》将草案中有关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的内容删除，也可认为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承认无权处分中包括擅自处分共有物的情形且不再分别规定，以使《合同法》因不作重复规定而更显简洁。所以，仅以草案的被修改不足以说明擅自以自己名义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
三、我国民法上无权处分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学者根据自己对该条之理解，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目前流行的有如下几种：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这些学说都不无道理，但又都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对这三种观点进行评说：
（一）关于无效说
无效说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于少数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13）主张无权处分行为应为无效行为的理由有三：一是从比较法角度考察，《法国民法典》确认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的效力应作同样解释；二是从历史角度考察，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只是作为该解释的例外；三是从体系解释来看，《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于少数说得以论证自身存在的第一个理由，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是《法国民法典》中有关无权处分无效的规定，在民法典颁布后不久就有学者指出其局限性，这一局限性随社会发展日益明显，以至于近年来，法国学者力图将无权处分解释为相对无效。（14）其二是我国民事立法背景和法国有很大程度的差异，特别是选择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简单地将他国法律移植到我国是不可靠、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是司法解释， 而《合同法》是法律，在效力等级上法律高于司法解释，只有司法解释为法律的例外和补充，而不可能法律为司法解释的例外。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重新对无权处分效力作出规定而不是对原规定的例外。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所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同已不再适用。
对于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属于合同法上强制规定的观点，王轶博士曾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批判。“从实质上看，强制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补充。尽管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也必不可少……’适度干预’在这里就是’最低限度干预’的同义语。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惟有关涉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才有国家干预的必要。……在买卖合同中，有关出卖人资格的要求，仅直接关涉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15）“从形式上看，强制规范必然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能够成为法官据以对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依据，它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但考量《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它并未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根本就不是裁判规范。因而《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并非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范，而是属于合同法中的倡导性规范。”（16）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无效，其中对于这些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上，应排除“效力评价规则”，否则，将导致重复评价，致整个民法体系于混乱之中，从而否定效力待定行为、可变更可撤销行为的存在。《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是合同法上的效力评价规则，不应包含于《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范”的外延之中。
（二）关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之上的学说，主张有效说的学者均认为应在立法中引进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这是该学说最大的缺陷。我国应当以债权形式主义而非物权形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模式，在前文已述及，在此不再论述。
还应当看到，有效说没有区分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一概认为合同有效，这对原权利人的利益保障相当不利。第三人为恶意、特别是与无权处分人有通谋的情况下，第三人有过错。这种情况下认为合同有效，极有可能对原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妨碍所有权人正常享有和行使所有权。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而维护第三人的利益，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而且第三人为恶意的情况下不用承担不利益后果，有鼓励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为交易行为之嫌疑，更有违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正常交易秩序。
（三）关于效力待定说
持效力待定说的学者认为：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在确定合同有效与无效之前，合同效力待定。“这里所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合同无效。”（17）
首先，效力待定说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了体系的解释。《合同法》第132条、第135条以第150条等规定，确定了出卖人对有处分权的担保义务和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若将《合同法》第51条理解为自始无效，则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未能取得处分权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该结果势必损及《合同法》上述条款之规范目的，构成体系违反。
其次，效力待定说没有区分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认定在权利人拒绝追认并且无权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一概无效。导致不能妥善地权衡“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两种法律价值，在法律解释原则上有失均衡，也导致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不足，亦使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第三人形式上之权利来源无法解决。
（四）笔者对无权处分效力之见解
1、设例及无权处分法律关系当事人角色法律定位。
在此不妨设定以无权处分中最典型的买卖合同为例。甲因出国旅游而将自己的一台电脑委托乙保管，乙未经甲许可，将该电脑卖给了丙，并实施了交付行为，因此发生无权处分。
在设例中，甲是权利人，乙是无权处分人，丙是第三人，他们之间发生一种三角形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无权处分人可谓是“祸首”，整个法律关系的发生完全是由他的擅自处分所导致。无权处分人的擅自处分也许并非出于恶意，如将原权利人之物误当成自己之物出卖，但从法律关系上讲，无权处分人的恶意与否并不影响他在法律上的定位。第三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处于交易相对方的地位，根据其是否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的事实，分为恶意与善意。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依然与其为交易行为的，构成法律上之恶意；不知且不应知处分人无权处分而接受的，为善意。法律对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原权利人在无权处分中可以说是受害者，他的受害不仅表现为对自己的物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进行控制，还有可能引起所有权的丧失或相应的经济损失。
2、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确定无权处分效力的最基本原则。
利益平衡的准则应当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和秩序目标。在民法上，公正是对权利体现的个人意志的尊重，公正是对作为权利核心的私人之特定利益的确认和保护；秩序应当指的是民事生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尤其是安全，它需要正常行为发生预期之正常结果具有确定性。民事生活中，当事人就利益享有的预期包括两种：一为利益享有的稳定之预期，其被称为“静的安全”；一为利益取得确定之预期，其发生于交易之中，称为“动的安全”或“交易安全”。在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中，一种为公正的载体；另一种则是秩序的载体。于是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在以权利为基础建立的正义与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整体秩序发生冲突时，民法所做的，当然舍弃公正而保护秩序。（18）强调对交易安全即动态的权利的保护是现代民法与传统民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利益平衡原则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