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送正义的方式

贺卫方


在一个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察者看来，全社会对司法制度以及司法改革的热切关注和企盼可以说是过去数年间的一个显著现象。法律与政治界自不必说，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仅以１９９８年间涉及法院者为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广西博白县法院的那位刑庭庭长枉法裁判的报道令世人震惊；“腐败阴影笼罩神圣法律”——《工人日报》头版头条揭露法院腐败的报道光是标题就让人过目不忘；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宜乐这样的重量级法官因收受贿赂而被判刑，令人深感司法腐败的严重和抑制这种腐败的艰巨。还有，喝醉了酒的法官把小学生扔进水库淹死，作为赃物的手提电话被法官拿去自用，身为法院院长，居然将案件卷宗盗出来，以便让被告人串供……

　　这些事例自然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不过，光是震惊或痛心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司法界会沾染如此大规模的“司法病毒”？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理这样的腐败现象？建立怎样的制度去预防它们的发生？在依法治国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口号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我们看到，出主意、开药方的人是很多的。例如，位居庙堂之上者，多喜谈道德教化，将教育整顿或曰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于是，司法界近年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教育整顿。只是规模虽大，效果会怎样，却仍是疑问——毕竟这类的教育整顿已经搞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少新意，除了不识相的“顶风作案”者被抓个把出来“以儆效尤”外，风头一过，一切如旧，是可以预料的。

　　强化监督？是的，在当今这个社会，监督好象已经有了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所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各种各样的监督者纷至沓来。问题在于，要使这种外部的监督真正有效殊非易事，况且每一种监督的权力都需要有具体的人去行使，怎样保证监督者不腐败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脏水能洗净衣服么？

　　另外，还有一些更激烈的主张。有人认为，在中国，要建构良好的司法制度，前提条件是政治的民主化。在这些人看来，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司法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或者说，改革的顺序有些问题。合理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否则，费尽移山心力，到头来，恐怕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极端者，甚至认为那些对司法进行技术层面研究的人属于“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之类。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对国家政治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那一部分。从前那些革命的倡导者们经常忽略了制度的演进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因而急于求成，以为在高层次上疾风暴雨式的变革就能够带来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殊不知这样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变化；皇帝可以废黜，但皇权意识仍然可能主导政治生活。议会容易建立，但议会政治的精神却难以深入人心，到头来一切不过是“海棠依旧”。所谓高层次最终必将沦落为浅层次。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司法制度的演进历程不正是充满了这类困难么？在近年来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过程中，我很关注并且注意收集官方的和民间的种种议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些议论对于司法制度的目标——正义、效率等等——有很深切的关注，然而，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却相对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我们对于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院成其为法院，是哪些因素使得一个法官成其为法官，都极少清楚地认识。于是，我们在法官选任的标准、司法权行使的方式、法院的内部管理模式、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以及司法官员独特的伦理准则等方面都缺乏深长的思考，司法与行政等机构浑然不分，乃至以改革之名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之间相互打架的状况乃是必然的。

　　这个集子收集了我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一些短篇文章、演讲以及访谈等，名字取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杰伊（Ｊｏｈｎ Ｊａｙ? １７８９－１７９５年在位）的一段话：“过去的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就是探索在中国的环境里，怎样的制度安排是运送正义的有益方式。自己是学外国法制史出身的，又长期从事比较法学研究，不免在一些思考方面受到西方相关制度与理念的启发。在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人士看来，或难免乐观的普适主义者之讥。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只能从地方资源中寻找答案；有时合理的方案偏偏不是“土特产”。面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许我们不该太心急，毕竟西法东渐的时间尚短，混乱、冲突、规则实施中的凿枘不投，都是难以避免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一行遇火焰山而无法行进，孙行者借来假芭蕉扇，欲灭火而火愈烈。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

　　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那方无火？”

　　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又问：“那方有经？”

　　八戒道：“西方有经。”

　　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

　　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诚是进退两难！”

　　在司法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进退两难的境况。要取得建设法治的“真经”，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写的自序）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部分由谁判决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0年11月27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你院《关于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部分由谁判决的请示》收悉，现答复如下：
非法婚姻是构成重婚罪的前提，法院在判决重婚案件的同时，判决书中应一并写明解除非法婚姻，这不属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兰州军区空军军事法院判处林文远重婚时，未宣告解除林与鲁菊荣的非法婚姻关系，我们认为，林以不法手段骗取与鲁的结婚证是无效的，从判决生效之日起，林与鲁的非法婚姻从法律上说已当然解除。兰州军区空军军事法院应将林文远重婚罪的判决书副本送达关系人鲁菊荣，可补充向鲁宣告，她与林的非法婚姻关系已解除，宣告事项在送达证上记明归档备查。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部分由谁判决的请示 （80）政法字第25号
最高人民法院：
空军航空兵第6师16团政治处主任林文远，于1969年与福建省莆田县盐场职工医院护士林美金结婚，1979年采取欺骗手段，又在陕西长安县与西安风雷仪表厂女工鲁菊荣结婚。兰州军区空军军事法院于1979年7月28日，以重婚罪判处林文远有期徒刑二年。由于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部分由谁判决不明确，对林与鲁非法婚姻部分的判决，福建莆田县、陕西长安县、林犯部队所在地的甘肃临洮县三地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致使林与鲁的非法婚姻至今没有解除，空军军事法院请示我院如何解决。
军队其他单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鉴于军事法院没有设立民事审判机构，也没有民事审判任务，如将非法婚姻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处，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根据一些单位以往的经验，即便军事法院作了判决，也难以保证判决的执行。为此，我们建议：军事法院判处的重婚案件，其非法婚姻的一方为非军队人员者，由非军队人员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判决；如果非法婚姻的双方都是军队人员，由军事法院办理。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0年11月14日